法治报道讯（袁文强）腐败是人类有政治文明史以来的普遍现象，可谓源远流长，根深蒂固。腐败的内容无外乎物质腐败和精神腐败，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。物质腐败是显性的，比较容易理解，也就容易把握；而精神腐败则属于隐性的，涉猎范围广，比较难掌控。物质腐败造成的恶果固然严重，但相对好预防好治理；精神腐败是隐性的，主要体现在用人上的失察、妄为，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危害更大、周期更长，其后果更为严重，相对难以治理。笔者将历史上的腐败大致归结为四种。
第一种是“权钱交易”。腐败是以权谋私的行为。权是公共权力；私是自己的私利，一己之私。金钱可以换来权力，卖官鬻爵在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都存在。
卖官鬻爵的意思是指当权者出卖官职、爵位以聚敛财富，形容政治腐败。出自《宋书·邓琬传》。
东汉灵帝刘宏首开朝廷公开卖官鬻爵的先河，西阁卖官，官帽子大的小的一应俱全，明码标价、童叟无欺。
灵帝将三公（司徒、司空、太尉）的价钱标为一千万钱，廷尉崔烈通过灵帝傅母程夫人，仅花五百万钱就买来了司徒一职。拜官之日，灵帝不无遗憾地说：“真后悔没坚持一下，本来可以卖到一千万钱的。”程夫人也答得有趣：“崔公是冀州名士，他起初哪肯买官啊，还不是亏了我的撮合。”“榜样”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既然有了卖官鬻爵的先例，此后历朝历代时有仿效。到了近代，慈禧太后为了修颐和园，也曾暗示李鸿章做过卖官鬻爵的事。李鸿章很聪明，“卖官”多难听啊，改个字吧，叫“捐官”。一字之改，朝廷似乎有了些许体面。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朝廷最后一次拿国家名器换钱。
此后的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虽然都不争气，总算对民意还有几分敬畏，即便财政困难，终究没有搞过官方的卖官鬻爵。时至今日，私底下的买官卖官从未绝迹，有时甚至十分嚣张，不过这属于个人腐败、违法犯罪的事了。
第二种是“用人不公”。用人不公是各种腐败的集中表现。历代用人不公，主要体现在一是选举不实；二是“任人唯近”或“任人唯亲”。
德才兼备是用人的原则，会选人、会用人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和素质，要大胆改革用人体制机制中的弊端和壁垒，努力形成“干部能上能下”的常态机制，让“老虎有山、猴子有树”。切忌只上不下，不辨真伪、滥竽充数，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”。近几年所揭示出的许多严重腐败问题，并不都是用人失误造成的，而大都是用人腐败导致的结果。庸人腐败多是侵害群众的利益，能人腐败则是损害党的形象、国家的利益，所以，不管何人、何种腐败都是党所不允、民所不容的，必须依法严加惩处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姑息迁就。
用人上的腐败是各类腐败中的“头牌”，不能只从领导和组织部门去找原因，关键要在体制机制上寻找突破口。一是公平用人。古语说得好：试玉尚待七日烧。用人必须杜绝暗箱操作，让人才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，给能用、可用之人有充分施展的舞台；二是管理用人。古语：骏马能历险，力田不如牛，坚车能载重，渡河不如舟。在用人上要有更加明晰、细致的岗位职责标准，要慧眼识才，不惟年龄，不惟学历，合理配置，让会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人有展示的空间，敢于用强人，善于用能人，勇于用“有缺点”的人，切忌视人的背景、后台带病提拔，压制、打击人才，浪费人才；三是考核用人。古语：德才兼备，称之为圣人；无德无才，称之为愚人；德胜过才，称之为君子；才胜过德，称之为小人。坚持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是用人的基本原则，在用人上首先以德为标准，综合考核，着力培养复合人才，切实让道德高尚和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充实到领导岗位上，达到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坚决摒弃重能力、轻人品的狭隘思想，杜绝不分青红皂白，不管品德好坏，能力高低，搞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提拔重用身边那些所谓信得过的人，压制那些道德好、素质高、能力强、作风硬，任劳任怨、敢说敢为的人。
第三种是“贪婪奢靡”。贪婪奢靡表现在劳民伤财，最终会激化社会矛盾。
吴王夫差，登位之初，励精图治，大败勾践，使吴国达到鼎盛。在位后期，生活奢华无度，贪图安逸，吴国被越王勾践灭掉，夫差自缢。
后唐庄宗李存勖建立了"唐"国，史称"后唐"。但他建国之后，就开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他昏昧无知，冤杀大将，宠幸伶人到无可复加的程度，最终被叛军所杀。欧阳修的《伶宫传序》，写的就是这个事，核心就是"优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"。
唐玄宗改元天宝后，志得意满，决意放纵享乐，从此不问国事。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，更加沉溺酒色。唐玄宗任用有"口蜜腹剑"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，使得朝政败坏。李林甫死后又以杨国忠为相，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，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。唐玄宗好大喜功，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，以邀战功。又由于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，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，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。其中以胡人安禄山最著。安禄山掌握重兵，在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十一月趁唐朝政治腐败、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，史称“安史之乱”。唐玄宗吓得逃到成都，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，是为唐肃宗，奉玄宗为太上皇。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，年号圣武。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。唐朝元气大伤，从此由盛转衰。
和珅在清朝的外交事务担任重要职位，连英特使马戛尔尼也对和珅的外交手法十分赞赏。和珅初为官时，精明强干，为政清廉，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。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，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，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，而且成为皇亲国戚。随着权力的成长，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，利用职务之便，结党营私，聚敛钱财，并用贿赂、迫害、恐吓、暴力、绑架等方式笼络地方势力、打击政敌。此外，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，开设当铺七十五间，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，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、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。成为后人所称权倾天下、富可敌国的"贪官之王"、“贪污之王”。最后落得抄家身亡的结局。
历史上还有很多大贪官，他们处在较高的官位，在皇帝眼皮底下做着盗窃国家财产的事情，最著名的十位分别是：王温舒、梁冀、赵高、石崇、陈自强、蔡京、元载、刘谨、严嵩等。
秦朝时期的赵高，赵高是秦朝著名的宦官，他利用计谋一步步登上高位，最后成了秦朝的宰相，拥有了权力滔天的职权后，便显出贪婪的本性，他侵占民田，私自控制国库，短短几年便拥有无数财富，但国库却日益空虚。最后因为他的贪婪加速了秦朝的灭亡。
梁冀是东汉大将军，在朝廷里横行二十几年，人称“跋扈将军”。忠臣李固、杜乔等人多次弹劾梁冀，无果，还被其杀死，公元158年，已经26岁的恒帝为了夺回大权，在宦官单超、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等人的帮助下先发制人，包围了梁冀的住宅，逼迫梁冀夫妇自杀。梁冀被抄家后，恒帝把他的财产进行拍卖，得到30多亿银钱，相当于当时国家税收的一半。
石崇，生活在我国历史上最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此人有两大爱好，一是爱财，二是炫富，生活十分奢侈，目无王法，后被灭三族。
唐代的元载，元载是唐朝的宰相，他的权利大的可以说遮住了半个朝廷。这个人主要贪的是地，他在长安城的私宅不仅多，而且规模庞大。不过元载最后也倒台了，令人惊讶的是，抄家时竟发现元某家中贪了有八百石的胡椒!（八百石相当于现在的64吨）。
陈自强，南宋人，担任宰相期间，破坏科举体制，私底下利用自己权力给人卖官，至于买官钱，他都收于自己麾下，同样金额大的难以计量。蔡京，“北宋六贼”之首，依靠自己的权势霸占他人田产，同时还在国家财务上作假，可以称做假账的祖师爷。
明代的刘瑾。这个人就有点过分了，他自己不仅贪污国库公款，还向别人索取贿款。最少的贿款也有几千两白银，最多的有多少我们也不得而知。给刘瑾送钱的就可以升官，不送钱的不仅升不了官，还会遭贬官甚至入狱。最后刘瑾是因为谋反未遂，导致被捕处死了。皇帝抄家时发现了数不清的金银和宝贵的玉器。
严嵩，明代宰相，嘉靖皇帝不理国事，严嵩甚至可以行使实际的皇帝权利，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，私提官员，按钱论位，后被抄家，发现此人二十多年来，约得黄金32000两，白银二千万两，数目之大令人惊叹！
荀子把“口言善，身行恶”的“两面人”称为“国妖”。他们往往要装着一副老好人的姿态，但在内心深处还在幻想着自己是一名“好官”，道貌盎然的背后，隐藏着一颗扭曲的心。他们“台上一套，台下一套；人前是人，人后是鬼；言行不一，口是心非……”“两面人生”的形成，源于两种价值观的斗争。像一些落马官员的“正面人生”的词典里，写满了正义、廉洁、奉献，于是，他们与多数业务型领导干部一样，展现了“玩命干工作”、“两袖清风”的一面。但是，在个人利益至上的“负面人生”裹挟下，他们“心里不平衡”、“想多帮帮家人”，为填充个人欲望，他们表现出狡黠、贪婪的一面。
第四种是“正气不张”。权钱交易、用人不公、贪婪奢靡，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正气不张。
“晏子治东阿”就是一个正气不张的故事。有一年国王对晏子说:我听说你很有才能，你替我去治理东阿这个地方。第二年，晏子向国君汇报工作，国君说:我本来认为你很有才。但是没想到,这个地方治理得很不好啊!晏子听了以后和国君说: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地方治理好。过了一年晏子又回来汇报工作，国君说:你这一年干得很不错。晏子听了以后哭笑不得，说:我第一次去东阿的时候，所有的贿赂都不接受，所有的财富我都交给国家，但是您却说我治理得不好。我这一次专门搜刮老百姓，用搜刮来的钱财来贿赂国君您身边的人。您的左右向您说的都是好听的话。
正气不张还表现为实用主义。在东汉后期，一些官僚士人不安心做事，专门以“交际为业”。“见赴有益则先至，顾无用则后背”，有用的人我就赶快巴结，没有用我就把他甩到身后。
随着社会财富激增，监察官吏的法条和部门也随之应运而生。汉代有针对官吏经济犯罪的两种专门刑律∶"主守盗"和"受赇"。前者打击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的人，后者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。
从行政制度上，汉文帝规定“官吏以饮食免”，相当于禁止大吃大喝，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，免职!汉元帝时规定：坐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，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，政治生命从此结束，想“易地复出”没门！
隋唐时期的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，也是皇帝的耳目之司。隋文帝通过宫廷政变而篡夺北周政权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大量充斥着原北周旧臣。为了保证这些官吏对新政权的忠诚，隋文帝就利用御史台对各级官吏进行全面监督，不仅查访官吏的公务，而且也了解他们的私生活。这就使得当时的御史能够充分行使职权，一些重大的贪污案也是经御史弹劾而被揭发出来。
而到了隋炀帝时期，担任御史大夫的裴蕴善于揣摩炀帝的心意，凡是炀帝不满意的人，他就罗织罪名加以诬陷，炀帝打算宽恕的人，他就想办法释放。大权在握的裴蕴滥用职权，使监察机关成为紊乱朝政、违法乱纪的渊源。隋炀帝时期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，与御史台的变质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清代学者赵翼云：“宋以忠厚开国，凡罪罚悉从轻减，独于赃吏最严。”宋朝在设置各级各类监察机构的基础上，制订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监察措施。如果一个官吏贪赃枉法，他就可能受到上下左右诸如监察官、关系人、受害人与“秘密侦探”等多种人的监督揭发。
但事实是，有相当一部分负有监察检举之责的官吏官官相护或徇私舞弊，同时受害人也担心报复而不敢告发。
在古代我国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划分是很级别化的，如果是繁盛一点的朝代，这种现象还不是很严重，因为人人都能吃饱享福，贪欲没那么多。但是在稍微腐败一点的朝代里，两极分化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了，有钱的官员富的流油，没钱的百姓穷的饿死，所以就导致自古以来平民百姓都痛恨贪官。但是这种腐败现象是无法根除的，不仅跟个人有关，还跟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社会风气有关。即使在现代，贪官也是不少的。
针对上述弊端，宋朝还有几套方法，一是周防法，监察各级官吏的监察官本身也受到监察。其二为考课法，文武官员定期进行全面考核，是否枉法犯赃是其中的重要项目。此外还有“连坐”法，某官员犯贪赃罪，其上司、曾举荐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，这使得上司注意防范下属犯贪赃罪，举荐者关心被举荐者的德行，官员贪赃一定程度受到牵制。
再严的制度和法条总有漏网之鱼，有的皇帝看不下去，就要亲自出马反腐。明代朱元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下手最狠的皇帝，他喜欢亲自参加刑狱的审判，往往刻意追求查出大贪大案。他还亲自编定《明大诰》，汇总自己审理的案件，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，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。
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，朱元璋设了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。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不干净。洪武十九年，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。到达后故意拖着案子不审，吃了原告吃被告，还诱奸良家民女。后被朱元璋处死。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主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，——做了处理。
洪武二十五年，朱元璋令人编《醒贪简要录》颁布天下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，朱元璋亲自作序，表述了颁布《简要录》的初衷∶“四民之中士最贵，民最苦……今居官者，不念吾民之艰，至有剥刻而虐害之，无仁心甚矣”——现在做官的不念民苦，甚至还刻剥而虐待他们的，真是太没有心肝了!
《简要录》还规定，官吏贪赃银六十两以上的要斩首示众，百姓不分贵贱，皆可直接到京城告发地方官吏的贪污罪行，地方官吏不准拦阻。
普及法律，发动群众，严刑峻法，这些都是提高贪污代价的办法。然而，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下，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不可能避免。而在人身依附下，又很难建立起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。朱元璋至死也弄不明白，他杀了那么多贪官，以身试法者为何还“前腐后继”。
相比之下，清朝雍正帝的做法就高明得多。他对守法官员给予合理报酬，同时对越轨墨吏行以严刑峻法，刚柔并济，赏罚分明。
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。这些人与被查的贪污犯没有利益关系，就不会对地方官包庇纵容。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，从调查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。这样一来，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，填补亏空，遏制了"前腐后继"的歪风。
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"会考府"。这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，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。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，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，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（稽查核实）。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，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，把自己欠的亏空全部赖掉，也成了不可能的事。
一旦发现贪官污吏，雍正的对策是∶先罢官，后索赔。赃官的罪一旦核实，就把他的家抄干净，连他们的亲戚、子女的家也不放过。雍正下令“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、众从请托，务必严加议处。追到水尽山穷处，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，方符朕意。”此令一下，全国一片抄家声，雍正也得了个“抄家皇帝”的封号。
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，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未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。“雍正一朝无官不清”的说法，也许夸张了点，但其反腐策略和思路，仍值得后世借鉴。
“金钱是万恶之源。”但事实上罪恶的并不是金钱，而是人心中的贪婪。
“贪婪的心就像广垠的沙漠，吸收一切雨水，却不滋生草木方便他人。” |
